中德数字互信的“正增长逻辑”

商贸推动了“正增长秩序”的建立,为人类带来了更美好的生活。这个道理极其朴素,但足够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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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增长”,还是要“零增长”?

这本不该成为问题,却偏偏成为了一个问题。

说正题之前,先解释一下这两个概念。在《商贸与文明》一书里,作者提出了正增长社会和零增长社会的概念。啥是零增长社会?以中国为例,经济学家李稻葵教授的团队研究了北宋到清代的GDP,发现从北宋到明代,中国人均GDP几乎是在水平线上波动,到了清代人均GDP则显著下降,以每年0.34%的速度衰退。

但就在这样一个整体零增长的社会中,却发现,在中国的杭州、扬州、泉州、广州这些通商口岸,在零增长的汪洋中,成为正增长的孤岛。

在欧洲、波斯湾、印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零增长的中世纪和封建社会里,威尼斯、热那亚、米兰、锡耶纳等意大利城邦成为正增长的富饶之地,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是远近闻名的富裕中心。

那么,为什么有的地方是零增长,有的地方是正增长?核心答案是两个字,商贸。

第一,商贸让资源分配更均衡;第二,商贸带来开放、交流和互信;第三,有了互信,人们敢于投资,有了交流,知识得以提升,经济增长的要素就具备了。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商贸这么好,为什么那么多的地方排斥呢?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的是资源禀赋确实不具备发展商贸的条件,更多的地方,一是出于无知,不觉得商贸有用;二是恐惧,担心商贸带来不稳定;三是自利,觉得商贸有损自身利益。

但不管哪种原因,那些选择封闭、保守、拒绝交流的时代和国家,最终都吃到了苦头,在竞争中落后。而开放、交流,倡导契约精神,推动互信的时代和国家,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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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哲学家黑格尔指出的一个残酷真相,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就以我们今天要聊的中德“数字互信”的话题来说,就存在一个选择零增长,还是正增长的选择题。

中德本是极其重要的贸易伙伴,2022年中德双边贸易额达到2,979亿欧元,中国连续第7年成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是从德国进口产品最多的国家。

但这样的“老铁”,这些年,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杂音。

比如,一些人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提出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并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由,严查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审查华为5G;限制对华出口,人为的制造了许多猜疑、防备和敌意,让中德互信蒙上阴影。

这样做,其实大可不必,而且也本不该如此。

笔者在北京有两个德国朋友,都在望京的德资企业工作,平时打交道,给人的感觉,是比较靠谱和务实的,但现在一些人冒出的对中国的“贸易猜疑”、“数字不信”,是非常不理性、不务实的。

为啥说不理性呢?因为作为“老铁”,中国对于德国来说:

第一,不排斥。《中德“数字互信”挑战和对策》报告显示,中国对来自德国的投资和贸易相当的开放友好,德国软件厂商SAP在中国高端ERP市场的份额超过70%;西门子在中国CAD与CAE软件产品市场份额高居第二;英飞凌作为全球最大汽车半导体公司,中国区销售占总收入37%;至于德系汽车在中国有多受欢迎更不用说了,很多中国人对汽车的国民记忆就是大众,这种情节已经深入几代人心。

第二,不威胁。从中德经济的互嵌深度来说,中国品牌和产品在德国,远不像德国品牌和产品在中国嵌入的程度那么深,尤其是数字经济领域,中国企业在德国数字层面的技术和产品并不普遍,介入的领域并不多,双方的地位并不对称,中国企业远远不构成威胁。

第三,不损害。一些人受到中美竞争、逆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人云亦云,以各种莫须有的名义,污名化中国的科技企业,将科技和数字世界阵营化、意识形态化。但事实证明,经过审查华为设备不存在安全问题,中国数字企业没有损害德国的利益。

所以,面对德国和欧洲一些人的污名化和不信任,中国人觉得很委屈,很难理解,“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容纳天地”,而你却已变心,“再不是熟悉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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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如何能避免无端的猜疑,导致的“零增长”双输局面呢?

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比如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方兴东,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号召中欧应率先建立“数字互信”机制,为全球树立典范。

啥叫“数字互信”呢?从概念上来说,是指国与国之间建立基于数字技术的信任机制,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坚守技术互相开放、供应多元、基于数据本地化全球按需流动、平等互利、互不歧视等核心原则为基础。

说说笔者对这件事的看法:

首先,把“数字互信”率先提出来,是对的,因为这个领域的互信最迫切。

数字的融通和互信,与一双鞋子一双袜子的流通,还不一样。鞋子和袜子的买卖,双方不怎么交流,生意也能做,因为大家的脚长得都差不多,但数字不一样。整个数字规则和经济体,都是建立在标准的基础之上,如果你一个标准,我一个标准,你听不懂我的,我听不懂你的,交易就完全无法进行。所以,数字经济比任何一个领域都更渴求全球化,更需要互信。

第二,选择率先建立“数字互信”机制,进而推动双方全方位的深度互信,是一个好的切入口。

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数字经济虽然复杂,但底层的逻辑是一样的,通用的语言是一样的,再复杂的半导体、芯片,都可以还原到“0和1”。而且,数字本身会说话,比如是不是5G信号,达不达到5G的标准,一测便知,骗不了人。所以数字天然带有透明化的基因,也是最容易建立互信的。

第三,建立“数字互信”,对中德双方都具有重大的利益,做得好,双方都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

正如我们上文说的,德国企业在中国,已经成为重要的受益者,获得了巨额回报,占据了重要的市场地位。而中国数字企业也在蓬勃发展,包括华为、联想、小米、OPPO,以及新兴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也需要欧洲市场。“数字互信”做好,双方都能够获得巨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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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的问题来了,如果人家就是不接受你的建议,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在《商贸与文明》这本书里,作者讲到了一个历史上的现象,就是有许多曾经繁华一时的商业中心,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归于尘土,比如,威尼斯曾是地中海的商业中心,但随着奥斯曼帝国和法国、西班牙等帝国的崛起,商贸传奇让位于暴力秩序。

在中国明清时期,海上贸易也曾一度非常繁荣,造就了一些商贸重镇,但敌不过康熙一纸“寸板不许下水”的“迁界令”。

这些历史的教训并没有远去,但好在,今天的人,还是比前人,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对历史的规律了解的更多一点。

所以回到问题,怎么能够让对方愿意建立“数字互信”,愿意怀着更开放的心态,对待来自中国的伙伴呢?

笔者觉得,可能无外乎这么几件事,一个是动之以情,一个是晓之以理,再一个就是导之以利。

先说动之以情。简单说,就是让对方在思想和观念上意识到,中德建立互信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情,合则两利,斗则两害。中国数字企业不是洪水猛兽,更不是安全的威胁者,要破除对中国企业的污名化,更加独立、理性的做判断。

第二个就是晓之以理。德国企业在中国获得如此大的利益,如果中国也竖起高墙和壁垒,对德国企业过度审查和不当排斥,德国真的愿意承受这样的结果吗?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测算,一旦欧盟选择与中国脱钩,德国的经济产出将减少1%,按照2021年德国GDP计算,德国将每年损失360亿欧元。另有研究显示,若德国产业链从中国回流至德国本土,德国GDP将损失10%。

第三是导之以利。事实上,在古代社会,王权很多时候愿意支持商贸,是因为商贸可以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让国王招兵买马,让国家变得更强大,慢慢的,保护商贸,尊重产权,守护契约,成为越来越多的选择。

所以,我们不妨将中德数字互信的利害关系进行科学量化,帮双方算算账,摆在桌面上,让双方都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有多大。最后会发现,建立互信,而不是“掀翻桌子”,才是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如此方能进入正确的轨道。

在《商贸与文明》一书的结尾,作者说,有一个“不体面的真理”,就是金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换句话说,是商贸推动了正增长秩序的建立,为人类带来了更美好的生活。

这个道理极其朴素,但足够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