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剧难为。

一部好的舞剧不仅要有恰当的“戏剧性”,更要有清晰的“叙事性”和风格化的“抒情性”。“戏剧性”由剧本体现,是全剧结构的构成基础,有完整的起承转合,以舞蹈及舞蹈化的肢体动作完成情节的推进、人物关系的呈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既不能太简单,亦不能过于复杂;“叙事性”是对“戏剧性”的补充,以清晰为追求,帮助观众理解前情、尽快熟悉人物等;“抒情性”则是舞剧之所长,亦是舞剧之核心,在结构的规定中,充分地挖掘、保留人物情感最激荡、最复杂、最矛盾、最深沉的场面,并以最具直观性的舞蹈予以表现,风格化则是每部舞剧舞蹈语汇的外在特点。

当代舞剧难为。

“当代”对于舞剧的限定,并不仅在创作于“当代”这一事实,而更在于“当代”自身所包含的这一时代的思想观念、这一时代的审美、这一时代的主题、这一时代的表达等,当然更包含“当代”对“传统”的继承、发展乃至反叛等。

由湖北艺术职业学院和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创作的原创舞剧《乐和长歌》,在“戏剧性”“叙事性”“抒情性”和“当代表达”上,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就“戏剧性”而言,《乐和长歌》摒弃了常规做剧首选的热门题材,另辟蹊径,以战国时代为背景,纯然虚构出好剑的“和国”与好音乐的“乐国”,以两国的“战与和”为背景,铺陈开涉及错综复杂的情节,以“王后之死”作为全剧的开场,危机先行,构建出强烈的戏剧悬念,所有人物都臣服于“战与和”这一矛盾之中,各自挣扎着前行,在“情与义”“生与死”之间寻找自己的人生出口,戏剧冲突强烈而集中,这无疑为全剧最重要的“抒情”段落提供了足够的基础。

就“叙事性”而言,《乐和长歌》中的叙事手段非常丰富,比如“凤鸟”意象的使用、服装造型、色彩、音乐乃至舞台装置,都部分地承载了叙事的功能。而字幕的使用,则是以“叙事”的方法对每个篇章情节进行引导式或者说补充式的交代。舞剧是否应该用字幕,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就本剧而言,字幕的引导显然是有必要的,但这也说明,在一些重要的部分,如前情往事的交代等,包括每一个篇章、段落的衔接和过渡,这些部分的叙事是不够清晰的。如剧中的和国太后,她其实是乐国公主,为避免两国战火而远嫁和国,这个设定对于全剧的情节展开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话剧里用简单的几句台词便可完成叙事,但在舞剧里,这样的设定却很难被清晰、准确地呈现,不能被呈现的叙事,就等于不存在,那么情节必然会因此受损而呈现出部分的混沌,令观众感到困惑,或者直接忽略掉这部分内容。

就“抒情性”而言,《乐和长歌》一开场构建了沉郁、肃杀、诡异、急迫的戏剧气氛和节奏,以具有浓郁荆楚风格的服装、造型、音乐加之于舞蹈之中,令人不由惊叹:楚地之俗,果然好巫重鬼!对舞剧(一切舞台剧)而言,风格就是整部剧的形式感,形式感一方面承载和限定着内容的表现,同时也外在地形成一部剧的辨识度。就这点而言,《乐和长歌》无疑找到并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大有鬼气”的荆楚风格:全剧在现实空间和心理空间、往事和当下之间不断切换,时空随着人物的心绪自由流转,舞蹈在这样虚实相间的时空里,有更自如自在表达的可能。如大将戈启穿行于战死的亡魂之中一场,是人从现实空间走入心理空间,亡魂成群,踏着黄泉之调,逐渐散开,显露出执着于征战的大将戈启,活人与亡魂共舞,通过横线的调度和群舞的变化,直观地展现出戈启困于复仇之中,亡魂的舞蹈,既逼迫着他,也召唤着他,在鬼气弥漫中,杀气顿出,人物的内心挣扎,他的来处和他的去处都有了清晰而深刻地呈现。由此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舞蹈是最直观的艺术,就情感的渲染而言,动作的力量胜过语言。群舞段落的表现亦让人惊艳。

就“当代表达”而言,《乐和长歌》的主题落在了当代关怀上,很显然,编导的立意绝不仅在演绎一出无中生有的故事,“战争与和平”自然也是人类艺术的母题之一,但本剧以“剑”和“编钟”作为“战与和”的象征,其实是为“和”找到了一个现实的落点,即音乐(艺术)。艺术承载着人类对于现实的一切梦想和期待,唯有艺术能达成超越时代、国界、种族甚至生死的契合。但遗憾的是,“编钟”所承载的“乐”之意义,在剧中并没有得到特别呈现。“剑”与“编钟”作为全剧最重要的意义符号,“剑”在独舞、群舞中均有浓墨重彩的表现,而“编钟”却缺乏这样的段落——既然我们将“编钟”推到了和“剑”可堪对比的高度,那么,相对于“剑”既代表着保卫也代表着攻伐、代表着守护也代表着杀戮,“编钟”代表着什么呢?“编钟”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可以和“剑”具有同等的力量?又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可以真正战胜“剑”而致天下太平?在剧中,主题的呈现是有一个小小的偷换概念:止戈等于和平,“钟鸣九霄,乐和天地”对应着“安居乐业,康宁富裕”。这样的处理,当然也能成立,但始终,“编钟”作为“和”之象征,基本沦为舞台背景,是本剧编排中较为可惜的一点。(中国戏曲学院、胡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