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省政府公布的马尔康“11·11”红旗大桥垮塌灾害调查报告,揭开了这场事故的真相。根据报告认定,红旗大桥右岸边坡地质条件复杂,岩体裂隙发育、强卸荷带深度大,库水抬升浸泡后岩体软化劣化、承载能力降低,加之通道建设扰动、桥梁荷载等因素叠加,突发水库诱发型基岩边坡坐落式深层滑坡,直接导致红旗大桥垮塌灾害发生。

值得庆幸的是,因提前发现险情并果断实施交通管制,红旗桥垮塌灾害最终实现了人员“零死亡”。

此次灾害,给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地表的平静,掩盖着持续演化的地质风险;地灾防控环环相扣,任何一环缺位都可能酿成风险。

作为全球地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正面临极端天气日益频发带来的严峻考验,西部地区更是防灾减灾的重点区域。面对复杂的环境条件和突出的灾害威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新的重大时代课题。

今天,我们对红旗桥灾害再反思,也必须进入更深的维度,追问两个更为根本的问题:

人类工程活动自身面临着受灾风险,也可能成为致灾源头,那我们的重大工程应该如何更加精准有效防灾减灾?

当人类智慧与自然伟力展开博弈,如果所有现行标准全部落实到位,我们是否就进入了“万无一失”的安全地带?

一、“地质博物馆”里搞建设,“地下风险”我们了解多少?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看清西部重大工程面临的是怎样一种地质环境。

横断山脉分布图

横断山脉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是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挤压形成的新生山群。断裂带在这里成束密集分布,山岭褶皱紧束,一改东西走向的常态,齐刷刷由北向南横贯而下,阻断了东西交通,故而得名“横断山”。

中国西部地区各类工程所处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流域,在地貌上,正处在我国第一级地形阶梯青藏高原向第二级地形阶梯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过渡带,新构造运动十分活跃,地形切割十分强烈,地质环境很不稳定,地质灾害十分频繁。

中国泥石流、滑坡的分布

构造运动有多强烈?印度板块每年向青藏高原方向移动约40毫米,大部分变形被高原内部吸收。板块挤压使这一区域地震频发、断层广布、岩体破碎,现存地质灾害隐患多达2.1万处,尚不包括汶川大地震新增的1.2万多处。

地形起伏有多极端?河谷多呈深切“V”字形,两岸山体高差逾千米。红旗特大桥桥面距谷底近200米,常年隐于云雾中;大渡河天然落差高达4175米。

地质灾害有多频发?活跃的地质构造运动使岩土体松散破碎,在降雨、蓄水等作用下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层出不穷。研究揭示,水库水位抬升及循环涨落作用下的库水作用是水库滑坡失稳的主要原因。很多工程都面临崩塌、滑坡、泥石流、岩爆、软岩变形等世界级工程地质难题。

一位工程专家曾感慨:“我们在图纸上计算安全系数,但大自然从不按公式出牌。”这句话道出了西部工程的深层困境——面对亿万年的地质演化,人类的知识与经验必须保持足够的敬畏。

二、血的教训:低估地质风险,代价有多大?

回顾中外工程史,一些案例用血与泪警示我们:在高山峡谷地区建工程,任何对地质条件的轻视,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灾难。

1963年意大利瓦依昂滑坡——这是世界工程史上最惨痛的教训之一。2.7亿立方米的巨型山体发生滑坡,在45秒之内就奔涌到大坝面前,瞬间夷平了一座城市和多个村庄,造成1900余人死亡,而大坝本身却完好无损。

三峡库区千将坪滑坡——2003年7月,三峡库区首次蓄水到135米之后仅一个月,秭归县沙镇溪镇千将坪即发生约2400万立方米的特大山体滑坡,4家企业、三百多间民房、千余亩农田全部被毁,死亡失踪24人。

云南澜沧江漫湾电站坍岸——1995年3月,在水库蓄/放水已引起库区100多处崩/滑塌的基础上,因库区清库排障放水,短期内库水位迅速骤降51米,造成库周多处滑塌或坍岸,导致将近三千人二次移民。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共同规律:在高山峡谷地区,地质灾害的隐蔽性、突发性和破坏性远超常规想象。表面稳定的山体,内部可能早已埋藏着古老滑动面、风化破碎带或软弱夹层。而人类工程活动也有可能打破这种脆弱的平衡。

三、看不见的滑坡:何以构建“安全真空”?

更令人警醒的是,现有勘察设计的认知框架,在应对西部山区日益复杂的地质风险方面,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红旗大桥右岸滑坡发生之前的景象以及滑坡隐患。(来源:范晓《警惕江河开发的巨大地质灾害风险》)

近年来,地质灾害领域出现了一个令人警惕的概念——“非显性滑坡”。我国经多轮详细调查和隐患排查,已发现近30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但近年发生的灾难性地质灾害事件,约80%并不在已发现的隐患点范围内,很大程度归因于这类隐蔽性灾害的难防难测。这类滑坡在失稳前,未被列入隐患点,地表没有明显裂缝、没有持续变形,却可能在强震、极端降雨或特定工程扰动条件下,短时间内骤然完成从变形到破坏的全过程,隐蔽性、突发性极强。传统遥感和无人机航测手段只能捕捉坡体表面的位移变化,对地下软弱层和含水状况则力不从心,难以有效预测。

非显性滑坡原理

这对西部重大工程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即便全链条严格落地现行工程标准,地处高山峡谷地区的重大工程,依然无法彻底隔绝地质灾害,根源在于三重客观边界:

第一,自然地质认知存在技术边界。川西高原高陡库区边坡深层卸荷带、隐蔽古滑体、库水长期耦合演化机理具备极强复杂性,现行勘察规范规定的钻孔密度、勘探深度、试验手段,仅能实现有限点位地质信息采集;深部隐蔽软弱结构面、数十年尺度水位波动带来的岩体劣化过程,现有勘探技术难以完全精准刻画,存在天然认知盲区。

第二,工程标准存在适用边界。现行勘察、边坡防护规范基于常规地质场景制定,针对超高水头、长期蓄水的大型库区桥梁,缺少专项细化技术准则;库岸滑坡属于长周期渐进式灾变,静态勘察数据仅能反映施工阶段瞬时地质状态,无法预判蓄水多年后岩体持续软化、应力重分布带来的动态失稳风险,静态标准难以覆盖动态地质演化全过程。

第三,灾害触发存在复合变量边界。地质灾害是多因子耦合产物,极端降雨、区域地震、突发水位骤升、周边新增工程扰动等不可预测变量,会突破静态工程防护设计阈值;即便前期风险评估达标,叠加突发外部扰动后,边坡稳定平衡仍可能被打破。

现行标准是风险防控下限,而非隔绝灾害的万能屏障。落实全部规范,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地质灾害发生概率、缩减灾害损失,却无法构建绝对无风险的“安全真空”。

我们对地灾风险的识别,还需要从“看得见的风险”走向“看不见、沉睡的隐患”。未来的地灾防治,不仅要研究“坡怎么滑”,还要研究“水怎么走”;不仅要盯住已发现的“点”,还要研判可能出现的“区”。

四、深层预警:承认局限,全面加强重大风险防范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面对西部高山峡谷的复杂地质条件,即便所有现行标准全部落实到位,是否就等同于我们的工程安全 “万无一失”?

答案已经清晰。

那么,这次灾害,是否能换来我们去进一步尊重自然规律、探索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式呢?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审议《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若干政策措施》时强调,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落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加强对自然灾害的预防预警和应对。

红旗桥垮塌的深层预警提醒我们:必须以敬畏自然为前提,以承认局限为起点,全面审视和升级西部重大工程的风险防范体系。

升级一:监测体系必须“智能化”。对于大型水坝、高陡边坡、大跨度桥梁等各类高风险工程,应配备全天候、高精度的智能化监测体系。双江口水电站已在探索“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整合库周地质、水文、边坡、气象等监测资源。这一思路应成为西部重大工程风险监测的标配。

升级二:风险研判必须“前瞻化”。面对水库蓄水的系统性影响和“非显性滑坡”等隐蔽风险,风险研判必须从“事后应对”转向“事前预判”。要将水库蓄水、水位变化、库岸再造等纳入工程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框架。横断山区水电工程扰动灾害的风险分析方法,已能在6个流域开展不同规模灾害下的经济及人口风险分区评价——这种前瞻性风险研判,应在西部重大工程中全面推广。

升级三:心态必须“谦卑化”。基建狂魔的技术实力和建设能力已然举世无双。但在复杂的西部山区,并非“技术万能”, 也未必人定胜天,大自然不会因为投资多、工期紧、技术新,就改变自身运行规律,突破一切自然限制。面对高山峡谷和复杂地质,宁可“过度”防护,也不能“过度自信”。生命至上,每一次重大工程的地质风险评估,都应留足安全裕度,都应把“最坏情况”纳入考量。

五、以敬畏之心,与山河共舞

既然西部高山峡谷地质条件如此复杂、风险如此之高,为什么我们仍要在这片土地上持续探索与建设?

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人类从未因自然条件的艰险而放弃对联通与发展的追求。中国西部更是如此——这片土地承载着数千万人民的家园与生计,长期受制于自然条件发展相对滞后。因地制宜实施重大工程造福人民,这不是一道“要不要建”的选择题,而是一道“怎么建得安全、建得放心”的必答题。

交通是发展的血脉,更是民生的通道。大国基建之“大”,不仅在于规模与速度,更在于它的“温度”。一座桥能激活区域经济脉络,一条路能吸引资源要素集聚,一条江能奉献亿万度清洁电能。基建从来不是孤立的工程实体,而是串联产业、就业、公共服务的纽带,成为推动社会进步、托举民生幸福的坚实力量。

每一项工程的背后,都是对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深切回应,而这些工程必须建之则立,立之则稳。

今天我们对红旗桥事故“再思”,是起点,也是终点。面对复杂的地质环境,不是盲目相信“人定胜天”,而是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切实提升重大风险防控能力,以敬畏之心,与山河共舞,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筑牢安全防线,让重大工程经得起山河与岁月的检验。